人物專訪-唐一清教授

問：教授是神經泌尿學與排尿功能障礙領域非常著名的學者。想請教授聊一下您的童年，如何影響您的學術之路？

　　我在香港出生，不過祖籍是湖南，跟大部分香港外省人一樣，父母在民國38年時從大陸到香港。我這一輩子在居住的地方都是外省人、異鄉客。在香港，我是「外省人」，之後到台灣來，仍然保持這種身分。

　　家中總共七兄弟姊妹，我排行老么，與兄長年齡相距甚遠。大哥大概比我大了二十歲，在我一、二歲時就到美國讀書，打從我懂事情開始，聽母親說大哥、二哥去美國讀博士並且在學術上發展順利，年紀輕輕已經在美國大學任教。因此從小就有一個很自然的想法，學術就是未來將走的路，因為兄長的關係，像理所當然一樣，小時候便認為未來會到美國去，讀博士，當教授。

　　是上帝的看顧，我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一路都很順利。我們家不算有錢人家，父親在我出生大約一歲時候就過世，幾乎沒有對父親的印象，在那個時期我們家境其實滿艱困，可是在那個年代，你若有能力去美國升學，通常不需要準備很多錢，有獎學金、補助等等。這樣的方式在那個年代行得通，我小時候家裡經濟主要是靠兄長在美國半工半讀賺些錢寄回香港。只是等到我中學畢業的年代情況已大不相同。升大學時面臨兩個可能性，一是在香港考大學，另一個就是去美國念大學，然而當時的情勢若要去美國讀書必須準備一筆可觀費用，於是決定留在香港讀大學。

問: 教授後來選擇來台灣學醫，成為醫生。很好奇是什麼樣的原因，或是受到誰的影響讓求學過程中有了這樣的變化?

　　其實我是一個在學業或事業上沒有什麼特別堅持的人，說得難聽就是隨波逐流，當時如果大家流行哪個熱門科目，我大概就會考慮那個科。我先在香港考大學，那個時候的香港，教育制度非常有彈性，我在中學時念理組，可是當你考到一個分數後就可以跨組別去申請。因此，我申請上香港中文大學會計系，是當時商學院領域裡最熱門的科系，因為會計師在香港是非常吃香的行業。

　　不過，在大學正式開學前的那個暑假發生了一件事情，改變了我一生。七月放榜後已經確定要去念會計系，暑假閒著無聊，班上有位同學提議去參加台灣在香港舉辦，給僑生的大學聯招考試。我們一共三個同學帶着好玩的心情去應試，但有些考科我們未學過，就像公民(在香港不考三民主義)，我們還臨時買書惡補。放榜結果，我錄取了台大醫學系，於是在升學上變成有兩個選擇: 留在香港，或者是來台灣。

　　詢問過母親，母親基本上也很開放，不過因為她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所以稍微偏向希望有個兒子能夠學醫，成為醫生。另外是來自我大哥的意見，大哥在家裡地位崇高，平常很少寫信，但他那時卻特別為此寫一封信回來。

　　大哥屬於懐有濃厚五四運動德先生 (Democracy)、賽先生 (Science) 觀念的人，認為男孩子應該讀科學，所以在來信中表達了相當嚴厲之措辭，他說：「如果今天選擇去念會計，就只能當英美資本家的走狗。如果真的不想念理科而是要去讀醫學系的話，勉強可以。」這是那個年代的想法，科學救國，男孩子去讀文科是不可思議的事。

　　最後的決定確實受到我大哥與母親很大的影響，因為說到唸台大醫科，在台灣可能是最高榮譽，但在香港學生心目中沒有這樣的體會。選擇讀台大，過去我總以輕鬆的方式對外述說這段故事: 「由於香港大學已經開學上課，台灣的事就先擱著。當時香港有一家先施百貨正逢夏末大減價，東西很多，我好奇跑去看看，心想如果今天決定要去台灣讀書的話，媽媽一定會替我添購衣物。所以找這個藉口買一些東西也不錯。｣ 不過，事實上這個時間點也是對的，就在一念之間，成為最後一個推力。因此便從中文大學退學，到台灣讀書。

　　當醫師對我來講並不是一個從小的志願，如我最初所說，我一輩子沒有特別堅持過職業上的理想，當上帝給我這個機會，我就接受，我就把握，並且盡力把它做好。之後的許多選擇也都一樣，包括畢業後的選科等，都是出於很單純的想法: 「選擇所愛，愛所選擇｣，一直走到了今天。

問: 可以了解唐教授當年的人生志向與規劃受到哥哥們的榜樣以及母親很大影響，而您童年在香港讀書時，不知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一些壓力，或是特別的經驗或人物讓您印象深刻?

　　我一直感謝我的哥哥們，榜樣是相當重要的關鍵。我母親的年齡可以想像其實很大，她在民國元年出生，大概在四十六、七歲時才生我。年輕時就讀湖南長沙女子師範學校，在那個年代是件不簡單的事。而我父親是軍人，母親不常與我提過父親的事，他官拜中將，國共內戰曾任第一戰區補給司令。

　　我沒有對父親的記憶，但我母親基本上對於孩子讀書非常重視，她本身受過教育再加上我哥哥們的榜樣，可以想像當時在我們家的氛圍，讀書就是一個必需要做好的責任。不過這中間有一段轉折，因為小時後家境清寒，我一開始是在貧民區的普通小學讀書，班上同學多是窮家子弟。但慶幸香港的考試制度非常公平，只要成績好就可以擠進好學校。所以經過小學會考，我申請到香港非常有名的英文中學喇沙書院( La Salle College )，一所由法國修士開辦的天主教貴族學校，一堆名人孩子在這裡就讀，譬如李小龍的兒子，不過也開放很多名額給考試進來的學生。

　　我透過會考進到這所英文中學，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除了中文課和中國歷史之外的其他課程皆用英文授課。雖然在小學時開始接觸英文，但一下進到這樣的學習環境，前半年其實很辛苦，適應了一陣子，升上中二後成績才開始好起來，持續在前幾名。

　　在學業上，我一生中受兩件事情深刻影響。首先，雖然當時的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可是英國人帶來的教育制度非常上軌道，提供很好的教育模式。考試方式不常是選擇題或是非題，測驗大概會出五到六個題目，全部申論，給你三個鐘頭，一整本空白答案簿子的發揮空間，等於要求寫一篇文章來回應問題。例如香港大學有一年的物理科考題:「假設你走在路上，忽然間頭頂有一滴水滴下來，你往上一看，發現是冷氣機在滴水。請說明這個事情究發生的過程和原因?」。所以這種考試方式讓我學習去建構一個思考的方法，而非强調死記、死背什麼東西。選擇題僅能讓你有「點」的思考，而作文式的題目則要求一個「整體」的見解，回答問題的時候就像寫文章一樣，有邏輯的表達如何看待問題、分析和結論。能夠清楚的建立觀念以及具備陳述的能力非常重要，小時候香港的教育環境在我往後一輩子帶來很大幫助。

　　再來是相較於大學，我更懷念那段中學的光陰歲月(香港中學不分國中，高中兩階段)。當然，我對台灣大學引以為榮，不過影響人格和思想發展關鍵，應該是在12到17歲的中學時期。在喇沙同學中，有會考狀元，有全港運動記錄保持人，有香港管絃樂團指揮......。那是一個讓人學習謙卑卻又多采多姿的讀書環境。謙卑讓人學習知足，知足讓人學習喜樂。如果家庭讓我看到了讀書的責任，那學校讓我看到了讀書的樂趣。學習對我而言既是Mission，也是Passion。

問: 之後教授一個人到了台灣，台大醫科這幾年的生活，不知對台灣適應的情況如何?

　　我在台灣適應得相當好。有幾個原因，首先，由於我在香港是外省人，家庭中很多外省人朋友，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到國語，所以來台灣基本上聽是沒問題，而說的部分就慢慢的練習標準發音。另外，我的親舅舅在民國38年時直接到台灣來，長期居於台北，當時他在台北工專當總務長，我來台灣後在生活上受他照顧，所以沒有太多難題。在學業上，大一時的生物、物理、化學，過去在香港的課程比台灣提前一些，因此過得算輕鬆。

　　學習沒有太多困難，不過就是要適應考試方式。當時班上有個美國僑生，他已在美國念過大學，英文能力無庸置疑，可是他大一英文上學期竟然被當，原因就在那次照本宣科的考試，從書本課文抽出一到兩句話，再將中間一、兩個字挖空填空。我們會覺得填入文法和意義合適的字即可，但正確答案卻要求必須與課本相同。那位同學不服，但教授的回應是書上的字比較好！又如考普通化學，考試出很多小題，但我仍用香港的方式來回答，每個題目都大概寫一頁，寫到最後當然寫不完，後來還被助教訓示作答不要長篇大論。

　　雖然聽到醫學系總讓人覺得讀書壓力很大，其實只要有一般人的智慧，肯努力即可。像病理、解剖，就必須花時間去記。那時候很多醫學系的學生晚上在宿舍餐廳讀書，因為房間午夜後沒有燈。感謝父母留給我很好的記憶基因，考試都能順利過關。那一屆班上一百個人，七年總成績我是第16名畢業。

問: 醫學系畢業的時候，教授在選科與選醫院上是如何做選擇? 當時的泌尿科氛圍是怎樣的情況?

　　畢業後，再次面對家庭的期待，因為家人以及母親後來都已搬民到美國，所以很自然的都希望我到美國去。可是到我們那個年代，民國七十一年，台灣醫生去美國執業已經不是那麼容易，一個班上幾乎不到幾個人，除非你是美國僑生。那時候我有幾個考量，一方面覺得在台灣接受栽培這麼多年，希望能夠有所回報，繼續留在這裡做幾年臨床服務；另一個考慮，其實我並沒有很想去美國當醫生，所以過去美國的話基本上我會選擇走學術研究的道路，讀博士，重拾我幼年時候的夢想，如此讀書的錢就必須自己準備。所以我和家人談了條件，既然想要我去美國，先讓我留在台灣幾年，至少賺足研究所的學費與生活費。所以我在台大做完總醫師才到美國，當總醫師那年很辛苦，除了臨床工作，還必須同時準備GRE的考試和申請研究所。

　　當初選擇醫院和科別其實很簡單，暫且先把去美國的事情放一邊後，也是很單純幼稚的想法，看看那個年代是外科最熱門，所以第一個選擇就從外科系統中有開刀的科別挑起。接著是考慮醫院，當時我心目中有兩家醫院，台大和榮總。可是台大有四大科男生要先當過兵才能申請的要求，我沒有當兵，不能申請外科，另外較接近的科別就是泌尿科。其實當時榮總外科也錄取了，但我並沒有去榮總，因為聽說那邊非常辛苦，兩天值一班，每個月還有三天莒光日，一個月就要值十八班，而不值班的日子早上七點上班，晚上十點下班。台大泌尿科則是六天一班，下午大概四、五點下班。基於學開刀不一定須要過勞的理念，於是便決定留在台大泌尿科。

　　那時候的泌尿科在台大其實並不熱門，但受到很多老師照顧，包括謝有福、江萬煊、許德金、蔡崇璋等教授，他們都非常友善，那是一個老師不會給你太多壓力，並且給我們很多學習和練習機會的環境，在台大泌尿科那幾年感到非常幸福。很感謝上帝的安排，讓我在學習訓練過程裡，不但充實而且都是身處快樂的環境。

問: 教授在完成台大醫院泌尿科總醫師訓練之後前往美國求學，但最後仍選擇到回到台灣，請教中間所經歷的過程和您的考量?

　　當總醫師作完，到了要對家庭負責的時候，美國學校的申請會參考GRE分數以及更重要的是你的背景與老師推薦函。台大醫學院在美國的聲望很高，有很多生物科學領域的人當年都是台大出來的，所以申請過程很順利，當時我申請到美國Cornell醫學研究所，學校給我的條件很好，有獎學金以及生活費。不過從醫生變學生，面對身分的改變，心境適應相當不容易。而且剛好適逢生物基因學有重大發展之際，我以前認識的DNA已經變得非常複雜，與那些剛大學畢業的同學知識水準有一段差距。也可能年紀關係，致使我開始懷疑那麼辛苦的背後究竟值不值得。那年我已經28歲，如果要拿到學位大概還需花五到六年左右，畢業我已經大概三十四歲了，而且事實上拿到博士才只是學術界競爭的開始。在多方考量下決定多給自已一次選擇的機會，投石問路回台灣的可能。

　　我毛遂自薦寫信到台灣給成大黃崑巖、戴東原兩位院長，他們兩位也很爽快答應，不到兩星期就馬上有回音，事後才知道當時是江萬煊院長強力推薦。實際評估之後，亦與家人溝通，決定回台灣。隨後，我在民國76年2月回台，擔任成大醫學系助教。

問: 您的voiding dysfunction研究在國內非常出色，在這部份的研究是受到台大時期，還是美國這段期間的影響，或是到了成大才開始投入此方向?

　　就如我一開始所說，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對事業堅持過什麼，但我對我的宗教信仰、家庭很堅持，其實在我生命的優先排序裡，信仰永遠在第一位，家庭在第二位，而事業排在很後面。

　　我和尿動力學這一塊過去並沒有太深入的關係，剛回到成大的時候原先是想以做Oncology為主，因為過去在美國就讀的Cornell醫學研究所就是以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聞名。成大醫院在正式運作後由於主治醫師不多，臨床工作都需包辦，可是研究領域還是要分科。Oncology是衆人力爭的熱門，我沒有特別堅持，覺得Functional Urology對泌尿科也很重要，於是決定做這部份。不久醫院安排我出國在美國賓州大學進修一年，追隨Professor Alan Wein和 Robert Levin两位大師，這段經歷對於我往後的學術生涯有深遠影響。

　　回國後，我與成大藥理學的鄭瑞堂教授合作，他本身是神經藥理學權威，直到現在，我許多的研究論文都是和鄭教授一起發表。我會建議年輕人剛起步的時候，選一位好的研究伙伴相當重要。學術界很複雜，找合作的對象並不容易，鄭教授幫助我很多，我也給予回饋，心胸放大，彼此不計較，我跟鄭教授的合作是非常合諧和成功的例子。

　　經過多年，活到了這個年齡，我仍要感謝上帝帶領我做這樣的選擇，並且在每個階段都安排了重要的人幫忙著我。

問: 醫師處於目前的醫療環境相當辛苦：服務，教學，還有研究；要求多、評鑑也多。年輕的醫師可能想問；為什麼要做研究？研究對臨床醫師的意義何在?

　　可以有好幾個原因，假定是在學術機構的人，很基本的一個因素就是要升等，除非是下定決心不走學術這條路，不然肯定是需要有研究發表，就如美國人常說的: Publish or Perish。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原因。再者，現在的醫院或醫學中心評鑑制度多少會造成一些壓力，評鑑就會要求師資資格，還要求醫院研究論文發表。這些因為評鑑或升等要求都是很具體、實際的原因。

　　其實能夠投入研究是件好事，我們不能否定醫學的進步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從研究開始。醫學研究永遠做不完，不管是對基礎的瞭解或觀念，新資訊源源不絕，而臨床也因不斷有新的治療或新技術，甚至是新的疾病出現，總是有值得研究的題目。所以，有一部份的醫生投入研究對於整體醫學而言是必須的，醫學的發展本來便須配合研究，尤其與病人直接接觸的臨床醫師，我們更能瞭解病人和疾病的狀況。不過對於大部分正在醫學院就學的學生來說，其實在那當下他們心目中看到的未來很直接的就是看病的醫生，也許其中有很多並不打算或是沒有想過自己要去做研究。因此醫學教育扮演關鍵角色，在教育的過程中如何去引起醫學生願意在未來的日子裡參與研究，這應是醫學教育須負起的責任。

　　當然，如果有些醫師很篤定只喜歡和病人接觸，沒有興趣做研究，把心力聚焦在病人上也很好。這是一個多元化的選擇，而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想要兩面同時兼顧相當辛苦，選擇一個領域好好做也是很好的選擇。像成大最近開始有些新的作法，過去升等時是要求齊頭平等，研究、服務、教學，三者都要具備。這其實不太對，一所大學本該容納不同人才，有些人研究做得很好，但因為病人少便不給他升等，並不合理。所以最近成大醫院開始區分出所謂研究型的主治醫師或教學型的主治醫師，讓不同專長能夠發展的更精緻、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告訴醫學院學生，研究必須存在，但仍依個人的興趣與意願為主。我認為這是未來國內醫學院或是醫學中心可以認真考慮的方向，根據每個人的不同才能，讓他能夠在該領域更專精發展。